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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开始，美国蒙大拿大学林业和保护生物学院的科学家哈里斯，就在中国西部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他在自己的新书《消逝的荒野》中表示：“‘战利品狩猎’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狩猎动物种群还没有显著的影响。”
根据英国自然资源经济学家蒂莫夫·斯旺森的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在于，要制定相关政策，把存在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那些还拥有着大量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去，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激励人们把这些自然遗产一直保留到可预见的未来。” 然而，因狩猎流入中国的资金，能否激励当地人“把这些自然遗产一直保留到可预见的未来”，这又是个问题。
以阿克塞狩猎场为例，每位组团去打猎的国际猎人为每头盘羊支付19500美元，而最终猎场因每头被猎获的盘羊得到的收入大约为1200美元，只占整个狩猎收入的12%-16%。根据哈里斯的数据，从这些钱里，省一级和县一级各拿了30%左右。他认为，在中国的国际狩猎场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与责任的大小是成反比的”。哈里斯还注意到， “省级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汽车，几乎总比狩猎场办公室的更高档、动力更强，即使主要被用来在城市及周围接待贵宾，而后者主要被用来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下开展工作。”
有偿狩猎的收益，究竟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收益分配情况是问题的关键。 在给试图在中国发展国际狩猎事业的某俱乐部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中，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指出，战利品狩猎的确是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可以用来激励保护野生动物并推广保护的理念，但这一切“惟一的合理性在于，它使保护行为行使者及当地社区受益。”
夏勒建议道：应尽快找到一种可行办法，把获益资金直接发放到当地的社区委员会，取代政府部门层层下拨的办法。当然，无论如何，战利品狩猎应对公众公开透明。 |
